唐朝的声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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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时间:2018-11-15 15: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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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李清照在她那篇最为直言不讳的批评文章《词论》开头,讲了一个唐朝歌者的故事,很精彩,很提气:开元天宝间,有李八郎者,能歌擅天下。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,榜中一名士先召李,使易服,隐名姓,衣冠故敝,精神惨沮,与同之宴所,曰:“表弟愿与座末。”众皆不顾。既酒行乐作,歌者进。时曹元谦、念奴为冠,歌罢,众皆咨嗟称赏。名士忽指李曰:“请表弟歌。”众皆哂,或有怒者。及转喉发声,歌一曲,众皆泣下,罗拜曰:“此李八郎也。”

  

  李肇的《唐国史补》也有类似记载:李衮善歌,初于江外,而名动京师。崔昭入朝,密载而至。乃邀宾客,请第一部乐及京邑之名倡,以为盛会。绐言表弟,请登末座,令衮弊衣以出,合坐嗤笑。顷命酒,昭曰:“欲请表弟歌。”坐中又笑。及喉啭一发,乐人皆大惊曰:“此必李八郎也。”遂罗拜阶下。

  

  李清照的《词论》,所以从李八郎讲起,她是强调,诗和词,作为一门艺术,不仅仅是文学的,更是音乐的。对歌手而言,字正腔圆很重要,可唱是第一诉求。诗词必须朗朗上口,能够唱出来,方算合格。

  

  因此,词对声韵的考究,胜过对文意的推敲。那时,李清照二十出头年纪,才高气盛,说话不留余地。对当代名家,甚至对欧阳修,对苏轼,也不怎么放在眼里。她说:“盖诗文分平仄,而歌词分五音,又分五声,又分六律,又分清浊轻重。”在她眼中,这班大师的作品,虽然文意不错,但是音律不协。她调侃之曰:“则不可歌矣。”并放言:“词别是一家,知之者少。”这一句,把北宋词坛,统统否定。

  

  这小女子,实在够有勇气的。

  

  在宋代,词可唱;在唐代,诗也可唱。

  

  因为,那时的印刷术不发达,而诗人很多,诗的产量也很高。如果只是停留在文本上,依赖于书籍的传播,流通范围是相当有限的。而诗集的出版,可不是如今花几个钱,买个书号那样简单。印书是一种奢侈,一种高消费,寒酸文人筹措大笔资金,自费出书,谈何容易!因此,即使很有名气的诗人,也得靠这些男女歌者,咏他们的诗,唱他们的词,才能家弦户诵,把自己推销出去。所以,唐代为中国音乐史、诗歌史上双双丰收的时期,也是歌唱家最吃香、最光彩,诗人最张扬,或者还可以说是最牛皮的时期。

  

  道理很简单,诗人推动着歌手这个行业的兴盛,歌手促进着诗词这门艺术的繁荣。唐朝的诗人,要买歌手的账,同样,唐朝的歌手,也很买诗人的账。歌手没有诗人的诗,出不了名,诗人没有歌手的唱,成不了名,他们是互相需求的关系。特别是有些歌手,专门唱某位诗人的诗,合作久了,那关系更密切,更亲近。例如——

  

  岐王宅里寻常见,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是江南好风景,落花时节又逢君。(杜甫《江南逢李龟年》)

  

  唱得凉州意外声,旧人唯数米嘉荣。近来时世轻先辈,好染髭须事后生。(刘禹锡《与歌者米嘉荣》)

  

  前诗中的李龟年,后诗中的米嘉荣,都是遐迩闻名的歌手,也是诗人的莫逆之交。而米嘉荣,更是从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以东的米国来长安献艺的洋歌手。

  

  大气,高昂,雍容,华彩,是唐朝声音的特色,也是那个时代精神的实质。

  

  说唐,不能不说唐诗;而说诗,不能不说李白;而说李白,在他全部作品中,不能不说他的《将进酒》。他的这首代表作,这首表现唐人风流的诗,也是他放纵不羁的性格之歌,必须交给一位出色的歌手。持卮而唱,淋漓尽致,声情并茂,酒酣耳热,方能唱出诗人的豪迈。而从“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”,到“岑夫子,丹丘生,将进酒,杯莫停。与君歌一曲,请君为我倾耳听”,能唱得举座皆惊,心惕神励,抚髀击案,胸膺和鸣者,除了李清照《词论》里提到的那位念奴小姐,再无别人。

  

  念奴,皇室歌舞团中的大牌歌星,李隆基的“钟爱”。一位歌手,在最高层那里够这两个字的级别,非同小可,其御用性质,不言而喻。不过,她人美艺高,声色俱佳,人长得漂亮,歌唱得更漂亮。别看意大利的帕瓦罗蒂,能唱到高音C,也就是简谱两个点的“DO”,就让全世界的男高音敬服。而唐代的这位女高音,其音域之宽之高之广,估计那位巨无霸也望尘莫及。据野史载,有一次,玄宗驾幸灞桥,万民欢腾,声震天日。有近侍进言,若得念奴引吭高歌一曲,其声所至,四野屏息,则微风拂柳之音,河水流逝之声,陛下也会听闻。一试果然,证明其穿云裂石,金声玉振的歌喉,确非虚言,也难怪具有艺术秉赋的帝王,为之倾倒而“钟爱”了。

  

  李隆基,不是好皇帝,但他真风流,很个性。唐以后的宋元明清诸朝,休说一国之主了,连稍稍有点权势,有点身份,有点级别的臣宰员吏、藩台府臬,也只敢偷偷风流,决不敢公开浪漫。两块“肃静”、“回避”的牌子在前面开道,脸部肌肉不硬不僵,也不对称啊!

  

  因此,一方面,唐代与前朝,与后代采取了绝不相同的对外政策,张开怀抱,展阔胸襟,以海纳百川的气魄,去拥抱整个世界;一方面,中土的华夏正声,已不能适应丰富多彩的盛唐气象,需要新的音乐元素,需要新的旋律、节奏、声韵、调式,使唐朝的声音更宏大,更壮观,这也是势之所趋。于是,大肆扩张的胡风胡气,从未像唐朝这样,如水银泻地,无孔不入地进入中土,其潮蜂涌而至,其势锐不可当,其变化不可遏止,其影响波澜壮阔。

  

  王之涣诗《凉州词》:“羌笛何须怨杨柳,春风不度玉门关。”这位笛子名家李謩,终于改用来自西域的羌笛。同样,杜牧诗《寄扬州韩判官》“二十四桥明月夜,玉人何处教吹箫”中只有夜深人静才能听到的洞箫,也被改良的乐器“尺八”所代替。正如最近入选联合国“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”的古琴一样,中土的传统乐器,由于音量的局限,注定了逐步边缘化、雅玩化的式微末途。

  

  因此,魏晋时的嵇康,被判了死刑,上了法场,在千百名看热闹的市民围观下,抬来桌子,铺上台布,还要架上焦尾琴,弹一曲《广陵散》,绝对是后人的夸张之笔。古琴,只宜士大夫在书斋里写不出文章时,小姐在绣房里找不到对象时,文学大师在府上发现无人捧臭脚时,抚一曲《流水》,聊以自慰。除非司马昭派电工给他接上电子音响,嵇康想在杀头前做闭幕秀,是做不成的。

  

  于是,长安城里,自关陇直至中原,宫廷上下,自君王直至百官,无不陶醉于来自西凉、龟兹、疏勒、高昌,甚至更为遥远的域外音乐,无不耽迷于富有表现力的羌笛、胡笳、羯鼓等胡人乐器,这样,使得唐朝的声音,出现前所未有的生气。

  

  而在诸般乐器中,最强烈,最狂放,最亢激,最为玄宗所爱者,莫如羯鼓。

  

  玄宗性俊迈,不好琴。会听琴,正弄未毕,叱琴者曰:“待诏出!”谓内官曰:“速令花奴将羯鼓来,为我解秽。”(王谠《唐语林》卷四)

  

  李龟年善羯鼓,玄宗问卿打多少杖。对曰:“臣打五十杖讫。”上曰:“汝殊未,我打却三竖柜也。”后数年,又闻打一竖柜,因赐一拂枚羯鼓卷。(《太平广记》卷二○五)

  

  一个皇帝,练他的羯鼓,打断的鼓槌装满了好几个柜子,其执着,其专注,其孜孜不倦,你不能不敬佩。人们也许可以指责他一千个不是,痛斥这个如此不务正业的帝王。但是,有一条,或许更为重要的,这种在羯鼓上的投入专心,不管不顾地我行我素,他在精神上的无禁忌,在心灵上的无拘束,他的个性自由,他的特立独行,他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,他的做他想做的事情,他的找他想找的快乐,那种敢作敢为的丈夫气慨,可不是所有中国人都能具有的。他用他的鼓槌,在羯鼓上敲击出唐朝的声音,而且果真也就在中国历史上,敲出了开元之治二十八年的辉煌。元稹诗《行宫》曰:“白头宫女在,闲坐说玄宗。”就冲这一个“说”字,就值得人们对他刮目相看——因为很多皇帝,最后只剩下一个“骂”字。

  

  在中国历史上,每个朝代,都有特定的声音、表情。或刚强,或柔弱,或暴烈,或萎靡,或气宇轩昂,或低三下四,或杀气腾腾,或哀鸿遍野。没有一个朝代,比得上唐朝所发出来的声音,那样华彩美妙,那样大度充实,那样丰富融和,那样令人心胸开阔。以致后来的中国人,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尊之为“盛唐”。

  

  一千年后的今天,这些已经相距十分遥远的盛唐之音,仍然使我们感奋,使我们向往,甚至还受到一些鼓舞,这实在是值得后人琢磨的历史现象啊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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